一

姚復是一個做任何事情都很認真的人。他對那些未完成的工作常常記掛在心，有時候就整夜思考如何完成工作。發生那天晚上的劫持事件後，他心裏就多了一樁未了決的事，回家慢慢思索，他心情就覺得沉重起來，他感到此事有很多的疑團，使他陷入沉思。方振傑的死是怎麼一回事，過去他曾經聽人在閒談中談到過這一事件，有人認爲是自殺，也有人認爲可能是他殺，他聽得如墜入雲霧，朦朦朧朧，可今天，他看到了死者的兒子那張鮮活的、憤怒的臉，他忽然感到一個血淋淋的生命的震撼，彷彿聽到冤魂的呼號。在另一方面，廠長被三個少年劫持的消息很快就在農機廠傳開了，有人作很多揣測，懷疑姚復做了什麼虧心事，使他感到自己說不清這件事，即便解釋也未必有人相信，這些，都使姚復揹負沉重精神壓力。

姚復回到家後，妻子也聽說這件事，就嘮嘮叨叨地埋怨他。一會兒說他不應該放走個孩子，一會兒說他有什麼事情瞞住她，一會兒說他快點搞清楚事情真相，以免自己做人也抬不起頭。姚復聽得煩了，就惱火地說一聲：“你少說兩句好不好？我不正在想辦法麼！”妻子見他發火，就不做聲地走開了。這時他忽然想起有個同他一起復員的部隊戰友，現正在縣公安局工作，找他瞭解情況，可能會知道有價值的消息。

一天晚上，姚復喫完晚飯，就沿着鳳城鎮的一條通向縣公安局宿舍的路走去，他要找他的戰友倫德輝談談。倫德輝在部隊時和姚復同一個連隊，當時姚復是排長，倫德輝在姚復排裏當班長。因爲是同鄉，倫德輝常常找姚復談心，話家常，有時也暗示姚覆在排裏的事務中給予照顧，可是不知道姚復是沒有聽懂還是故意，在排裏公開的講話中還是不客氣地點名批評倫德輝班的缺點，這使倫德輝大爲不滿。不過，姚覆在生活上幫助倫德輝，曾送錢給倫德輝家人治病，這使倫德輝感覺到老鄉的溫情。姚復一邊想起部隊的往事，一邊想着如何向倫德輝提起他憂心的事。

走進公安局的宿舍，那是一排平房，姚復敲敲一間房子的門，門馬上就開了，姚復看到了滿臉笑容的戰友。“呵哈，是老排長來了！”倫德輝熱情請姚復坐下，馬上拿起暖水壺往杯子裏倒水，但卻倒不出水來。

“老戰友，不好意思來打攪你。”姚復笑着說。

“哪裏，哪裏，請還請不來呢，你這個大廠長！”倫德輝搖搖暖水壺，“你看，我這個單身漢，沒有老婆在身邊，連開水也沒有，你等一下。”說完，拿着暖水壺匆匆走出房間，到隔壁要開水。

姚復環顧房間，房子裏一片狼藉，主人換下來的衣服堆滿牀上和椅子上，一張書桌凌亂地擺着書籍、紙張、飯盒等，房間角落裏堆滿垃圾。

倫德輝回來了，他給姚復倒上開水，開水裏放上些茶葉。姚復便開始和倫德輝寒暄一陣，也談了各人復員後的工作和生活情況。倫德輝微笑地聽着，不時插話和哈哈大笑。

“我和你就不同了，”倫德輝聲音洪亮地說，“你是大廠長，管理一百幾十號人，老婆孩子又在身邊，一個家樂融融；我呢，雖說是刑警隊，還是個副隊長，只有拼命幹活的份，老婆還在山區鎮教書，還帶着女兒生活，日子難着呢，我現在只得單身一個。”一邊說，一邊搖搖頭，“你說把老婆的調來縣城，唉，誰不想？可是辦法已經想了不少，但學校不放人，說是缺老師，這裏的人事關係又不通。”

“是呀，想不到到了地方，人事關係竟這麼複雜。”姚復也搖搖頭。

“老排長，你看我這樣，能不能，”倫德輝神祕地笑笑，“幫個忙，如果你在教育局有熟人，替我說說好話。”

“這個一定，”姚復說：“現在我對教育局那邊還不熟，如果有機會的話，我一定會出力的。”

“哎，老排長，你一定有什麼事要跟我說吧？”倫德輝問。

“是的，我真有件事想向你請教。”於是，姚復把前幾天發生的被劫持的事以及事後自己的想法說一遍，在談自己想法時，他把自己的一些分析和推測的意見都詳細說明。倫德輝在認真聽着，不時微微點頭，聽完了，他沒有說什麼，好像在思考着怎樣說，這樣，房間裏靜下來。

“這件事呀，”倫德輝慢慢地說，但又欲言而止，“我真不好意思說，這件事是我們刑警辦的案子，案子仍沒有破，仍在保密階段，有些話我真不好說。”

“這我理解，”姚復說：“你們刑警辦案有保密責任，但是，案子已經過去了10多年，你們還沒有破案，而且，這是一宗涉及早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案件，他們夫妻倆解放前從香港來鳳山參加革命，流血犧牲，現在夫妻雙雙去世，這對鳳山，對他們的後代，總要有個說法吧？”

“這我知道，正因爲關係重大，所以不輕易公佈案情，”倫德輝忽然把話鋒一轉，“我說，老排長，你一個農機廠的廠長，這事跟你有什麼關係？個學生把你劫持，完全是一場誤會，時間一長，事情就清楚了，你有必要去對案子尋根問底嗎？”

“我不這樣看，德輝，”姚復回答，“你記得在部隊時，我就是一個好打不平的人，對連隊的一些做法，雖然同自己排無關，也向連部提出意見。這件案子關係我們鳳山縣，如果搞不好，可能就是一件天大的冤案，誰能不關心呢，我自己是鳳山人，我不能夠容忍殺人兇手逍遙法外，無辜的英烈死於非命，先烈的後人蒙受不白之冤，德輝，你說錯了，這件事同我無關，是指同我的個人利益無關，但是，我作爲一個鳳山人，這件事就同我完全有關。”

“這件事的確有複雜性，”倫德輝有點窘，“我也是後來才接手這個案子，有些情況我真不好對你說。”

“難道你對老戰友也信不過？德輝，”姚復口氣強硬地說，“起碼你把一些主要的情況告訴我，我是一個黨員，難道還不懂得保守祕密？”

“這……”倫德輝有點猶豫，面對曾經幫助過他的戰友，聽着他說的那些無可反駁的話，竟然無言以對。但思索片刻，倫德輝還是做出決定，“老排長，這樣吧，你答應我兩個條件？”

“你說，我會答應的。”

“第一，我向你說出案子的案情，你一定要保守機密，如果你在緊急時需要說出案情，那就千萬不能說案情來源是我說的；第二，我說出案情後，你不能插手調查、過問、追究這個案子的案情和有關人。”

“第一條我同意，至於第二條，”姚復也停下思考。

“如果第二條你不同意，就恕我無可奉告。”

“那好，我都同意。”

於是，倫德輝開始說出方振傑墜樓案的案情。他講述案發時的現場勘察情況，屍檢情況，以及向證人所作的調查筆錄情況。姚覆在聚精會神地聽着，還不時發問。

“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，這個案子很難做出結論，”倫德輝說，“如果說是自殺，從當天晚上方振傑與馮部長的談話來看，方振傑在得知自己被懷疑叛變時，已經向組織作了申辯，並且提出姚石叛變這一線索，他應當會等待組織調查清楚事實，以還他一個清白，這種情況下他無須自殺。從案發現場來看，五層樓的樓頂上沒有方振傑留下的遺書或者其他文字，而樓頂間除了一張平時供值班人員睡覺的牀外，還有一張書桌，書桌旁還存放着很多一捆捆的辦公用的表格和紙張。可以說，當天晚上1點鐘方振傑來到這個樓頂間的時候，如果他要自殺，在這麼方便地取得紙張和坐下來書寫的情況下，不可能什麼文字都沒有留下，即使說，沒有自殺的動機和痕跡。”

“那麼他殺呢？”姚復問。

“至於他殺，現在也很難做出這一結論。從現場看，沒有任何搏鬥的痕跡，甚至連樓頂間的門也沒有損壞，樓頂間也沒有留下可疑的腳印或指紋；至於門外的欄杆和牆之間的過道，因爲當天深夜點到點鐘下着大雷雨，什麼痕跡都會被雨水中洗乾淨了。現在值得懷疑的只有一條線索，那就是當天晚上送方振傑到五層樓的組織部辦事員姚福金……”

“誰，你說誰？姚福……”姚復驚異地問。

“姚福金，當時是組織部的辦事員，現在是組織部幹部股的股長。聽馮部長說，當天晚上方振傑與馮部長談話時，姚福金在旁邊作記錄，他知道方振傑提到他父親姚石是叛徒，究竟有沒有這種可能-姚福金殺人滅口，這很難確定，因爲事後在調查姚福金當天深夜行蹤時，姚福金說，送方振傑到五層樓後，自己就回到宿舍睡覺了，並一直睡到天明。但是這宿舍住有兩個人，公安調查另一名同房人的時候，那同房人說，那一天他剛好下鄉去了。”

“姚福……姚福金，”姚覆在沉吟道，忽然他似乎明白了什麼，“對了，那個孩子誤會我的原因就是我是姚復，這個復不同那個福，咦，這些孩子怎麼會知道這個？”

“這不奇怪，肯定是大人告訴的，可能是方振傑的妻子曾經告訴她的兒子方南，但可能沒有說清楚名字。”

“那爲什麼不追查到底，特別是那個姚福金？”

“我也是60年以後才參與這個案子，姚福金的問題主要是沒有證據，你能把他怎麼樣？而且，他似乎有後臺，做官一路順風。”

“什麼後臺，他能一路升官？”

“這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“姚福金的父親姚石怎麼樣？”

“五年前就病死了，人一死，就沒有人去調查他的歷史問題。”

“那麼，關於方振傑在參加革命前的歷史，特別是在國民黨軍隊的歷史，現在怎樣？”

“問題已經查清楚了，方振傑在國民黨軍隊的時候是傾向革命、傾向地下黨的，已經有人證明他沒有歷史問題。”

“啊，是這樣。”姚復點點頭，然後又抬起頭，望着倫德輝，“難道就再也沒有調查的線索的嗎？難道這個案子就這樣一拖再拖地拖下去嗎？德輝，你說！”

“這個案子是局領導親自抓的，並不是我們這些偵察員想去查就查，想去抓就抓的，其實我接手這案件時局領導已經決定暫停調查，我們只能照辦。”

“照辦？你不能向領導提出建議嗎？”姚復情緒激動起來，他站起來，“怎能容忍，這樣一個沾着老幹部鮮血的兇手在逍遙法外，還在升官，作爲有良心的鳳山人，誰能夠容忍？”

“你別激動，”倫德輝對姚復擺擺手，“坐下來，別激動。你說的對，我們都是有良心的鳳山人，但是，講事實要有證據，有些話不可隨便說。”

“證據？對了，證據就靠你們去調查！你們這樣畏畏縮縮的，能查得出證據嗎？”

“算了。我不跟你吵，你要理解我們。”

“那你們理解死者的家屬和孤兒嗎？”

談話演變成爲爭論，經一番雙方口舌爭執，最後爭論結束，姚復氣鼓鼓地離開，倫德輝送他到宿舍大門口時，說了一句：“記住你的保證！”

姚復不回答他，只是嘴裏哼了一聲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（未完待續）